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马太效应”下，中产阶级华人家长的焦虑

前言

根据一份基于学生计算和读写测试成绩的最新分析，澳洲的教育体系出现很大的两级分化。综合生活成本“最贵”的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学生的成绩呈现压倒性优势，特别是来自昂贵私立学校的学生成绩往往非常优秀，而南澳学生的成绩持续垫底。优质师资力量也出现了从偏远地区流向东海岸发达城市，从公立学校流入私立学校的趋势。

过去二十年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资助在增长，包括给那些有着极其昂贵学费、泳池场馆、奢侈花园和表演艺术中心的私立学校提供资助。由此以来，许多中产阶级父母开始对送孩子去本地的公立高中产生担忧，害怕自己的孩子会落后于费用昂贵或入学成绩门槛高的公立精英学校里的同龄人。

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今年参加精英中学入学考试的学生人数又创下新的纪录，有过万名学生参加了这个全新州竞争恐怕是最激烈的考试，由于录取名额有限，结果很可能会令很多人失望。为了能金榜题名，很多考生参加过考试补习。而在澳洲，补习的费用也是相当昂贵。

在悉尼热门公立学校周边购置住房也愈加不易，一些公立学校附近的房价较去年最高飙涨了三分之一，大多涨幅超过20%。据此前公布的《Domain学校周边房价报告》显示，在截至2016年10月的前12个月中，相较于整个悉尼地区房价1.5%的增长，悉尼增长最快的10个学校周边的房价涨幅超过了20%。由此可见，澳洲优质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房价、生活成本较高的州省。如果不能送孩子进昂贵的私校，就要购置或者租赁昂贵的学区房并投入大笔的课外补习费用，保证孩子进入一所不错的公立学校。

澳洲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

澳大利亚目前有两类由公共财政补贴但是又截然不同的学校，即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所有经常性开支均来自政府财政支持（自愿捐助除外），必须接纳所有想要入学的学生此类学校服务于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所有学生。根据学校社会教育优势指数(Index of Community Socio-Educational Advantage,简称ICSEA，用于衡量学生社会教育背景的指标)，此类学校学生分布情况为低于ICSEA 平均值52%至高出ICSEA平均值48%的区间。

澳大利亚私立学校（含天主教和其他教会学校、独立学校）同样可以从政府获得经常性资金补贴。这类学校的收费水平不受政府上限管制。学校可以举债进行工程建设并且可以动用经常性总收入还贷。较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招收学生范围要窄。天主教学校中低于ICSEA平均值的学生占比仅为11%，独立学校中这一比例更是少至5%。

通过“My School”网站，我们就会发现私立学校目前从政府获得的资金补贴数额非常可观。就同一ICSEA水平而言，91%的天主教学校可获得同级别公立学校90-99%的资金补贴；79%的独立学校可获得同级别公立学校80-95%的资金补贴。自“Gonski 报告”发布，私立学校政府支出年增长率为6%，而同期公立学校政府支出年增长率仅为3%。

同时，尽管有政府补贴做保障，绝大部分私立学校的收费还是持续上涨。很多私立学校甚至完全不需要依赖政府补贴来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仅靠收取高昂学费以及“家长贡献费”就可以满足所需。

除此以外，尽管同样是伸手管政府要钱，公立学校体系却必须履行对政府的具体职责和义务，而私立学校却可以拥有选择性入学程序：它们可以合法拒绝学生入学、拥有反歧视法规豁免权（尽管不常发生）、不受《信息自由法》制约。

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社会教育梯度数据，即教育表现同社会经济地位关联，澳大利亚的社会教育梯度较其他西方国家要陡，表明澳大利亚教育投入对教育产出存在严重的不利影响。

尽管澳大利亚公立学校担负着全面提升澳大利亚教育产出的责任，但是这类学校同时却是劣势学生的主要入学机构。私立学校往往只注重处于ICSEA高端的学生群体，对提升澳大利亚整体教育表现并无硬性要求。因此，澳大利亚的整体情况正在逐步恶化。尽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目前的教育支出占比不小，但是澳洲的教育表现却在持续下滑。

严重劣势学校中的学生并不仅仅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根据父母收入、教育和就业状况进行衡量）的特点，他们往往面临着多重的不利条件：一所主要接纳移民群体的郊区公立学校，80%的学生为非英语语言背景。语言甚至多达10几种。这类学生往往来到澳大利亚不满三年，并且在一个学校不会呆太久（因为父母处于求职期）；一所非首府地区的学校，很多学生可能来自长期失业家庭。她们中很多人无法阅读、甚至没有课本，或是连从右自左翻页都不知道等等。这些学校就像是澳大利亚教育系统中的“急诊室”（emergency wards）。但是它们却往往得不到“医院急诊室”应有的待遇。

澳洲要推行公平教育，是否值得期待？

为了结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行政区政府之间长达数年的教育经费之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了中小学教育经费改革审议计划。在该计划下，中小学在未来10年中获得的教育经费将增长75%。

在该计划之下，中小学在未来10年中可获得2423亿澳元的拨款。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将从今年的175亿澳元增加到2027年的306亿澳元。教育资金的分配将遵循“按照需要、公平、目标明确”的原则。政府将引入新的按需拨款系统来决定全国学校获得的资金，并打算将为这一拨款模式进行立法，这意味着拨款将不再需要各州教育厅长的批准。

澳大利亚目前的教育拨款模式是一个由27个不同的拨款模式“拼接起来的系统”，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些私立学校获得经费过剩，而另一些公立学校却经费短缺的现象。

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学校预算面临的障碍导致中小学教育经费改革根本无确定性可言。五月份联邦政府将公布的预算中教育支出可能高达数十亿澳元，但是这个数字只会标注“*”表示“仅供参考”。

“Gonski计划”原本是旨在增加各级政府教育拨款的一项计划，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一目的已经无法达成。但是“Gonski计划”作为一个重新分配教育拨款的工具却仍有机会。

事实上，学校得到经费在用途上需要确定性：小到一支笔，再到语言治疗师、学校辅导员，每一处预算都要尽可能达到改变学生学校生活的作用。而很多经济学家指出，澳大利亚私立学校并没有将公共财政拨款投入到基础设施当中：课本等方面的经费被削减或被投入到了例如学校乐团、游泳池等其他方面。。

也就是说，此次澳洲政府预算中提到的拨款可对澳大利亚目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并不会起到本质的改变作用，只能说这样做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可推动拨款平等的讨论。

澳洲中产阶级华人家长的焦虑

早就有人提出，华人家长所崇尚的西式素质教育，只是更大范围内的应试教育。那里的孩子，需要掌握比我们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需要靠家庭实力做支撑才能获得。

中国教育以显性的应试来划分学生群体，西方教育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宽松的过程，偷偷完成了社会分层：公立学校只提供有限的基本的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买不起的人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

在澳洲3点放学之后，大多数华人的孩子，都背着书包，拿着乐器，去了各种辅导班。大多数华人家长认为：一个不去辅导班，不花大价钱学习才艺、参加社会活动的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

在澳洲的孩子们的确可以有一个开心幸福的中小学，但想将来跻身为社会精英，需要更自律，更多的课外辅导与公立教育之外的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重视教育并不是亚洲中产阶级家长的偏执，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高薪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壁垒在不断加强的进步中，加速了阶层的洗牌和分化。高知阶层碾压底层是常态，保持足够强的学习能力是保持在本阶层的关键。

其实反而是澳洲本地的家长更容易说放弃。澳洲多数人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或者上个社区大学，学点应用性的技能；而另一小部分人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呵护，视野得到了拓展，成为顶尖的学生。对澳洲人来讲，只要保证精英足够强大，整个澳大利亚就可以继续前行。至于他们的超市收银员、卡车司机、工人、农民等听说读写的基本功不扎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澳洲华人中产阶层对孩子教育的焦虑源于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全世界的中产阶层都缺乏安全感，他们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掉队。东亚社会又尤其注重孩子的教育，中国、日本、韩国都是如此，大家都喜欢比较孩子的成绩，激烈的竞争放大了人们的焦虑。

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幼儿园大战”、“择校大战”、“补习大战”，学业负担过重以至于孩子没有童年，这些问题华人家长都看在眼里。华人大家都知道孩子们一窝蜂学补习不正常，但谁都不愿意主动退出:万一我退出了，别人没有退出，我的孩子不就输了吗？

另外，对华人来说，在澳洲职场往往存在着“职业天花板”（Glass Celling），本地白人往往统治着职场的关键高位。社会分层越来越精致，教育投资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实现进阶的重要途径。大部分华人中产阶层迫切希望为孩子创造走向上流社会的通道，或用于保障的安全网。

结语

社会在飞速发展，但是因为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资源和财富只向少数人聚拢。任何时候，只要有族群的存在，就会有阶层，阶层之间就会有差异。因为族群需要分配利益。阶层的划分，本质就是权力、财富、智慧的分配。素质教育越到高层次越可能是一个奢侈品，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享受。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澳洲，优质教育资源总是有限。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