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社会化的中小学校：缩小澳大利亚中小学学生成绩差距

在墨尔本西部地区的凯乐维斯小学（Keilor Views Primary School）,老师们经常会谈及“如何帮助孩子进入能力发展区”这个话题。

学校助理校长布特勒海伦（Helen Butler）女士解释道：“作为一个心理专业名词，‘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现实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那个因人而异的发展空间。我们的每节授课目标都是尽可能帮助孩子们进入能力发展区，确保他们的潜力都能得到激发并充分发挥。如果我们发现授课不能达到这个效果时，我们就会讨论如何改进教学，以便更好帮助学生。”

上文提到的凯乐维斯小学是一所典型的澳大利亚小学：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NAPLAN成绩都处于中等水平，而且非英语背景学生人数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在一年半之前，凯乐维斯小学开始使用全球教育研究数据系统“学习成果”（Evidence for Learning），将这一新的教学项目引入课堂。

自引进“学习成果”（Evidence for Learning）以来，不论是在课堂还是在教学研讨会上，凯乐维斯小学的教师与学生言谈举止都如教育研究者一般。

“我们会关注有助于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对于老师来说，需要培养他们能够发现并运用最有效教学法的能力，并确保该教学法的实效性。”布特勒海伦女士补充道。

“学习成果”（Evidence for Learning）是英国教育捐赠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的教育基金项目，并由非盈利组织澳大利亚社会公司（Social Ventures Australia）引入澳大利亚。教育捐赠基金会于2011年成立，在英国政府1.25亿英镑资助下，建立教育研究基地，为学校提供相关信息咨询与研究数据，帮助学校做出更有效的决定。

这正是澳大利亚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自从联邦政府宣布冈斯基2.0（Gonski 2.0）计划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部部长伯明翰西蒙（Simon Birmingham）先生成立了一个教育研究小组来调研如何使用冈斯基2.0计划拨款，并将如何提高澳大利亚学生国际与国内学习成绩作为工作重点。

同时，教育捐赠基金会会长，被英国政府授予“教育实践者”的科林凯文（Sir Kevan Collins）爵士正在澳大利亚，代表澳大利亚社会公司与澳大利亚相关教育决策者与组织见面，以促使在澳大利亚也建立一个类似的教育基金会。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部部长伯明翰西蒙先生同科林凯文爵士会面后表示，科林爵士与澳大利亚社会公司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做出了重大贡献，双方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自2011年，科林爵士已帮助了上百个教育研究项目，来打破社会经济因素对教育的制约与局限。

科林爵士表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不同国家教育系统都存在经济条件较差家庭学生，由于资源不足未能接受充分教育，其学习成绩往往都远差于经济条件较好家庭学生的问题。我们正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争取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优质的教育和教学资源，但同时我们需要弄清楚该如何缩小这一差距。” 

科林爵士认为缩小这个差距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以教学成果为主导的研究。“在过去的20年里，老师们都是被告知应该如何去做。但老师们真正需要的则是能帮助其作出更好教学决定的信息与专业观点。”

提出该建议的不仅仅是科林爵士。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公布了一份名为《国家教育成果》的报告，该报告号召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教育研究机构，专门从事教育成果、教学数据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以外，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还提出该教育研究机构可以由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局（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管理，并建议赋予各州对研究项目选择的否决权。

但并不是所有人相信仅靠教学成果研究就能解决问题。南昆士兰大学教师培训与儿童早期教育学院瑞德斯图尔特（Stewart Riddle）高级讲师认为学校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起着重要影响。

“学校就像一个微型社会，从学校的日常就能对这学校所处的社会窥见一斑。目前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方案都集中在学校和老师方面，即只要我们提高教学效率、优化课程等，这个问题似乎就可以解决了。但我们忽略了学生走进每个教室前，就已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不平等性。”

同时，瑞德高级讲师指出，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局2015年的NAPLAN报告显示几乎80%的分数变动都是由于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也证明了他的观点。

但是，如果学校成绩与课堂教学关联不大的话，那么教育政策制定者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需要承认来自经济文化等条件较好家庭的学生往往成绩就好，这就像一个良性循环。一些学校的学生成绩之所以优秀，同优质的教师与教学资源没有太大关系，或许我们关注的方向错了。当然，我并不是反对为学生提供好的老师与教学资源，但这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教书就像任何一个职业一样，每个行业总有优秀的一群人，也有较差的一群人。”